孟晓路丨中国传统外王之道远胜西方所谓民主

摘 要

中国传统的外王之道远胜西方民主。以春秋学而言，民主只是据乱世升平世的制度，而中国政治理想是太平之制。中国学术的精神即内聖外王之道，聖者尽伦、王者尽制。中国的伦理和政治制度，是中华民族对人类作出的最大贡献，也是中华民族最擅长的、最有独到存在价值的地方。

从西方的学术规范来看我们中国的伦理政治所带来的误解。

中国学术的精神即内聖外王之道，聖者尽伦者也，王者尽制者也。我们中国的这一套伦理和政治制度，是中华民族对整个世界文化作出的最大贡献，也是在这三大文化体系当中，中华民族最擅长的，最有独到存在价值的地方。

可是在近代西方学术规范笼罩一切的风气中，最受误解和批评的，就是伦理政治这套东西，评价最低的也是这些。内聖心性之学，还有人在传，还有人认为它有价值。比如新儒家，对传统的承继就局限在内聖心性的领域，他们自己心目中也认为我们这一套伦理和政治制度不可能有生机了，都已经是死东西了。所以新儒家的对传统和现代关系的一个最著名的处理的办法就是返本开新，这是以牟宗三先生为代表的。返本即返于内聖的心性之学，以此作为我们对传统承继的方面；开新，即开出学统和政统，他认为中国古代只有道统，没有学统和政统。所以学统和政统要重新开出来。

实际上，学统即是科学，政统即是民主。牟宗三先生是想用心性之学来开出民主和科学。但是开不出来，以我们固有的讲良知性善的心性之学，开不出民主和科学。因为民主对人性的假设是自私的，而不是人性善，它对人的修养也不抱什么过高要求，只要遵守法律就行了。而我们东方对人性的看法是认为人性以善为主，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是要舍已为人，而不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要求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而民主就要求人们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来要求一种权利，这才能成立民主的运行机制。否则大家都相让，你让我，我让你，民主是无法运行的。

民主就是要相争，要三权分立，要少数服从多数，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利益。在中国这种你让我，我让你的相让和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态度下，这样完全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民主这套制度运行不起来。所以从心性之学开不出民主，类似的也开不出科学。

所以牟先生想了一个办法叫良知的坎陷。即牟先生的意思是说，虽然我们认为人性是善的，但我们暂时开发一点有用的自私心吧！我们聖人的境界要求我们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完全站在对方的角度，要大公无私，但我们暂且降低一点儿标准，去自私一点，去争一点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吧！这叫做“良知的坎陷”。即为达到民主和科学，我们先要把内聖在某种程度上否定掉。

所以牟先生还是两难：良知一坎陷就不是内聖了，就不是内聖所要求的心性之学的原本了，有了内聖就没有民主和科学，有了民主和科学就没有内聖，这两者是不可调和的。故牟先生的努力只能是一种没有结果的悲剧性的努力。“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不可能的，只能是中体中用，西体西用，牛体马用是不可能的。蔡元培先生也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要全盘西化。我们现在要复兴传统，也不要羞羞答答的半是中半是西。要想复兴传统必须是全面的复兴，必须认识到我们传统的伦理政治之道是有生机的，是非常有智慧的，那恰恰是我们对整个人类所作的最大贡献，我们必须把它找回来。

这个蒋庆先生认识得最为到位，他对现代新儒学局限在心性领域内而对我们传统的伦理政治春秋之学（公羊学）评价过低的状况，感受最深了。所以他独标“政治儒学”，他讲“汉宋不遗”，然他是以汉学为主，而且独独提倡公羊学，他认为我们传统的伦理政治智慧是非常高的，不是没有生机，而是需要我们挖掘出来，为现在的伦理政治建设服务。比如说，公羊学“通三统”的学说，就能对我们今天解决两岸统一的问题，提供非常有用的智慧。“通三统”是公羊学诸多学说中的一个。认为要“存二王后”，一个新王代替旧王成了新的天子，要对前两朝天子的后代，“存二王后”，“客而不朝”。

如周打败了商，对商夏的后代要封百里，把它们做为三统中的两统，所以中国的“大一统”之一统，并不是绝对的一统，而是三统中主要的那一统。依周而言夏商周这三统都是三统中独立的一统，都有着天命上存在的理由。按秦来说，秦替了周以后，夏代即退出三统，剩下商周秦三统。汉替了秦之后，商退出三统。这样不断地往下推。这是解决政治继承的非常完善的办法，体现了最大的政治上的宽容。今天西方政治制度中没有这些，对于前代政治的失败者，对于前代君主和政权要斩尽杀绝，认为它们完全没有存在的合法性，是一种毫无宽容的政治。

将中国的治道看作专制实乃大误解，此是近代以来包括新儒家在内的人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持极端消极态度的主要原因。中国的政治完全是另外一种形态。盖民主与专制虽俨然对立，但大体仍是一事，即孔子所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之政治形态也。中国之治道则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者也，故与民主也专制也皆极不相侔。今从表面粗观，中国亦有君主亦无议会，就断定中国属君主专制，实是浅识不察之见。

民主并非最高的价值，这应该是非常明显了，民主从来就不是最佳的政治形态，从古希腊之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苏格拉底试图以贤人政治去限制雅典的直接民主制的弊端，去转化它，终于将他自己变成了整个雅典人的敌人，他们最后将他毒死了。柏拉图深受其师的影响，在他的理想国里提出要以哲学王这样的聖贤来治国，而不是靠平庸大众的一人一票的表决来决定国家大事。亚里士多德全面总结了他之前所出现的政治形态，分为三大类型，各有好的和坏的两种。第一类型好的叫做贵族制，坏的叫做寡头制。第二类型，好的叫做君主制，坏的叫做僭主制。第三类型好的叫做共和制，坏的叫做民主制。在这六种之中最可取的是贵族制，最契中道故。共和制于好的三种中最差，民主制则属于坏的三种之一，可见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民主共和制绝不是政治的最佳选择。

现代民主全称多党民主代议制，与法制配合而成为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治基础，故一般常并称民主法制。这种政治总体上来说属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三种坏的政治当中较好的那种，并非最高的价值。

首先在人性假设上，它是点自我和性恶，即假定人是一个个原子式的个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这就是民主法制下要治理的人的境界，它并不对他们的境界提升有什么要求。所以在民主法制之下，人的自私和我执不但不会破除，反而会增长，以被制度所认定故；人的境界不但不会提升，反而会益趋下降，逸居无教故。

第二，浪费。多党轮流上台无连续性，浪费很大，每个党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亦是浪费，而在竞选期间，又是大量的金钱人力的浪费。

三，平庸化。民众的意见并非总是对的，而贤者的意见无法实施。如希特勒的政府也是通过合法程序民选的，小布什的入侵伊拉克也是美国人民所同意和支持的。

四、文化的日趋堕落。民主时代的文化必是媚俗的向庸人看齐的文化，而不是向上的学习聖贤的文化，是以文化日趋下流，时至今日后现代的文化已经是不成其为人的文化了。

从此可以看出新儒家必汲汲于从内聖开出民主，实亦无此必要。我国传统的外王之道，有远胜于民主之价值在。以春秋学而言，民主只是据乱世升平世的制度而已，而吾国的政治理想则太平之制也。

——摘自孟晓路《形上学方法》

《西学之中学渊源》西方伪史考辨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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